美籍华人生物学博士余国良堪称是美国科学家创业的典范。余国良出身于全美两大名校，师从两位学术界大师，曾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主要科学家成员。其博士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后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三年。博士和博士后时期的两位导师均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现在一位导师还是余国良的客户。
 
　　2002年，余创办Ｅｐｉｔｏｍｉｃｓ公司，从兔子身上提取抗体。其大股东是美国第五大生物技术产业风险投资商。

　　当记者向生命科学圈内人士问起余国良的时候，总是有人不无惋惜地感叹道：如果他不从商的话，现在早就是美国某名校的生物学教授了。

　　美国教授地位很高，得来相当不易。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念博士就是冲着当教授去的，当不上教授的才去公司。这与美国的大学体制不无关系，美国大学教授是终身教职。但是要拿到这个终身教职颇不容易：多数学科博士毕业须做多年博士后，然后才有一部分人有可能得到助教的职位。这一关已经有不少人过不去而被迫放弃从教，转投别路。也有的谋不到合适的职位，只好终生都在做博士后，拿相对低廉的薪水。助教的竞争依然很激烈，在规定时间内如果拿不到终身教职，只能被大学淘汰。博士后做了三年时，余已顺利地收到两所大学的任教聘书。但是，余最终放弃了明晰可见的教授坦途，走上了生物技术产业化之路。他说，他就是想证明做产业的价值。

　　对于弃教从商，余国良说他一天都没有后悔过。在工业界他一样发表论文，做科学家。目前在他名下的发明专利达120个，在国际生物学界的顶尖学术刊物《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ａｔｕｒｅ》，《Ｃｅｌｌ》发表论文7篇，而对很多同行来说发表一篇都是很困难的。

　　作为美国经济先锋的加利福尼亚州硅谷早在ＩＴ业受挫之前就在谋求新的经济接力棒，这就是生物技术产业。今天的硅谷主要由两类企业组成，一类是ＩＴ，一类是生物技术企业。

　　生物科学学者Ｊｅｒｒｙ向记者提供的信息表明，2005年全球制药产业产值达到6020亿美元，增长率为7％。其中生物技术药物达到530亿美元，据预测，2006年生物技术药物的增长率将首次超过化学药物。而到2020年，利用生物技术研制的新药可能将达到3000种左右。

　　这些数字为生物技术产业在硅谷、全美以及全世界的风行提供了一个注脚。

　　余国良如果不是在加州旧金山湾区创业，而是在美国别的州，会得到当地政府更多的扶持。像马里兰州政府曾积极争取余，并同意向他投资。

　　这个道理很简单，物以稀为贵，同时反过来也说明加州的企业之多。但余还是看上了硅谷这一带的人气、创业氛围和集中的资本。

　　据一位创业者估计，全美光华人创办的生物企业就有几百家，其中很大一部分在硅谷。

　　这些生物技术企业普遍的创业共同点是：科学家创业；投资回报周期长；很多企业家像余国良一样把生产基地设在中国。

　　生命科学研究可能得到回报的周期相当长，研制一种新药至少也要十几年。记者遇到的一些从事基础医学研究的学者困惑于不知道自己的研究何时才能直接应用于临床治疗，投身工业则摆脱了这种困惑。

　　余国良在决定自己创业、生产抗体之前，经历了一个不短的摸索过程。先是在人类基因科学公司工作5年，后任Ｍｅｎｄｅｌ生物技术公司高级副总裁。

　　1993年在他打算结束哈佛博士后研究，去大学任教之前，遇到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发起科学家，在这位科学家的影响下，余加盟人类基因科学公司，成为人类基因组计划项目领导科学家之一。

　　上世纪末，人类基因科学公司股票暴涨，那时是余国良最富有的时候，也是他得到深刻教训、获得创业启发的时候。在疯狂上涨之后，该股票狂跌。余国良说，原因在于基因做不成产品，大家后来发现炒的只是一个概念。从基因到疾病治疗需要很长的路要走，这之间的桥梁抗体蛋白是解决从基因到疾病治疗的途径之一

　　从那时开始，余国良就四处寻求可以产业化的抗体技术。2000年，他曾飞到英国剑桥，苦劝一位老教授出让专利，但老先生就是不放。后来余终于从芝加哥买到了这个从兔子而不是从大鼠身上提取抗体的专利。

　　“这个专利险些没买到”，余国良很庆幸。在余查到这项专利技术之前，本来已有同行相中，但该同行想先把兔子养起来再来买。可等他回头来买时已被余国良捷足先登。

　　余国良对祖国有一个建议——建立大型的抗体生产企业。他说，中国制造业很发达，但生物制品的生产能力却特别小。而从市场需求来说，中国和世界的抗体用量特别大。因其投资巨大，所以只有政府才能做起来。余国良肯定，有足够的海外留学生可以支持这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