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来一贫如洗，但决不能死时仍旧贫困潦倒！
    1992年9月15日的黄昏，乔治·索罗斯独自坐在他那位于华尔街33层的办公室中，透过巨大的玻璃窗，他凝视着楼下熙熙攘攘的纽约闹市。仔细看去，他沉静的目光中，不自觉地散发出猎豹般的敏锐气息。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索罗斯在无数次豪赌中占尽胜算，而这次将是他几十年金融生涯中赌注最大的一次，也是历史上第一个个人投机资金挑战欧洲货币汇率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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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索罗斯在柏林墙崩溃后，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欧洲货币汇率机制已无法继续维持了。因为这种机制要求欧洲各国经济发展齐头并进才可以实现。但是，德国的统一使德国经济发展远远超过了其他的欧洲邻国，因而指望依靠德国的货币政策是不适当的。
    20世纪90年代，英国的经济处于不景气的状态，当时的利率已经很高了，而提高英镑利率的办法来支撑英镑的币值，可能会对英国经济雪上加霜。于是，英国要求德国降低德国马克的利率，以减轻国际汇价对英镑的压力。
    但是德国统一以后，为了重建东德而造成经济过热，开支过高，德国政府不得不依靠维持高达10％的年利率的高利率政策来降温。因此德国中央银行拒绝了英国的这一要求。于是矛盾进一步激化。
    1992年8月，乔治?索罗斯闻到了“血腥”味，并以5％的保证金方式大量抛空英镑，购入马克，英镑对马克的汇率降至联系汇率的下限。而这一天是“开局”的日子。
    都市已经遍布华灯，电话铃声忽然划破宁静，当被助手告知，英格兰银行将动用120亿美元去买进英镑时，索罗斯不由得又一次自豪地微笑了：“我正准备抛空这个数字。”
    这一次，他又大获全胜了，而对手是整个英格兰!
“基金是我的情妇”
    1930年出生于匈牙利的一个犹太律师家庭。
    1944年乔治·索罗斯一家在布达佩斯的地窖中躲避纳粹的侵袭。
索罗斯从这段磨难中总结出两条生存的技巧，也直接影响到了他此后的金融生涯：第一是不要害怕冒险，第二是冒险时不要押上全部家当。
   二战期间，他随着全家流落到瑞士。
    1949年考入伦敦经济学院，获得国际金融的硕士学位以后，开始正式进军伦敦金融证券界。
    1956年胸怀大志的索罗斯并不安于现状，26岁的他结束了在伦敦一家银行的工作，揣着5000美元独闯华尔街。在那里，他天才的金融直觉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很快受到了多方关注。
    1969年索罗斯以400万美元起家，开始经营自己的首个对冲基金。
    1971年又与另一投资奇才詹姆斯?罗杰斯合伙成立了“量子基金”，正式开始了他传奇般的投资生涯。
索罗斯的基金操作得十分出色。比如前文所述的“英格兰银行之役”中，他的举措逼迫英国财务大臣拉蒙特在一天内两次宣布提高利率。
    1992年“量子基金”获利20多亿美元，索罗斯个人收入达6．5亿美元，这样的战果在华尔街金融收益排行榜中名列榜首，创历史纪录，至今无人能破。
“世界是我的实验室”
    索罗斯和巴菲特、林奇这些投资大师一样，不相信证券市场是有效的。他认为金融市场技术分析没有任何理论根据，真正有用的还是基本面分析，尤其是行业分析和公司分析。对于自己在金融市场上的超凡运作能力，连索罗斯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在接受记者拜伦?威恩(Byron Wien)采访的时候，索罗斯曾经坦承，每当金融市场有不良现象的时候，他的后背就会莫名地疼痛难忍。他以此为直觉做出最初判断。
    股票、债券和货币就是构成他生活的世界的基本元素，这是完全属于他的实验室，他热衷于在这个奇妙的“实验室”中测试他的理论。他那些由“直觉”得出的关于股票市场操作的理论都能根据逐日的结果得到验证。
    正因为索罗斯一再强调他从不依靠什么理论，一切成功全凭直觉，所以经常被人冠以“投机者”的帽子。对于这个问题，已经代行管理索罗斯基金长达10年之久的青年金融家斯坦利?德鲁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一针见血地提出精辟见解：“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同时也是位才华横溢的基金经理。但他的最伟大之处并非投机行为或其他什么举动，而是他的胆识。只要他看准一件事，无论迹象是否明显，他投下的赌注都会比任何人都多。”
    人们在描述量子基金时，通常把它归于“宏观基金”(macro fund)——由于该基金的经营战略是利用全球宏观经济事件进行交易，因此而得名。人们很难记起在索罗斯之前曾有过什么宏观基金之类的事物。以前有股票基金和债券基金(当时这些基金的数量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但是索罗斯却创造了新的事物，因此，他并无什么确切的既定规律可循。他把世界当作自己的实验室，在货币和股票指数上大做
文章。他试图揣摩银行家的举动，而实际上这些银行家正是他最密切的同行。
天才与魔鬼的结合体
    索罗斯给中国社会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当然是1997年的那场亚洲金融大风暴。他受二战影响，反社会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因此过于感情用事，犯了投资大忌。
    他放弃了当时满是漏洞的日本，转而进军看似弱小，实则体制十分健全的香港，结果在香港政府动用了200亿美元的资金进行反击的情况下，这场世纪豪赌激战异常惨烈，比之1992年的英镑战役有过之而无不及，使索罗斯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挫折，这个金融界的拿破仑终于惨遭滑铁卢，“量子基金”也面临信任危机。(在此之前，索罗斯的金融生涯中谈得上失败的只有在1981年他的基金亏损了23％，可是事实上他把那次失利形容为“失去耐心了”——那可完全不是分析失策，而是一次孩子气的游戏而已。)从1997-1998年这场世纪豪赌的惨烈程度来看，索罗斯对于攫取金钱的狂热程度已经达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
     可是另一方面，和一些富豪相比，索罗斯显得很俭朴，没有游艇、高级轿车和私人飞机，出外旅行，他乘普通民航飞机，自己招出租车，甚至搭巴士。他还是一位大慈善家。1984年他在匈牙利建立了第一个东欧基金会，又于1987年建立了苏联索罗斯基金会。
    现在他为基金会网络提供资金，这个网络在31个国家中运作，遍及中欧和东欧，前苏联和中部欧亚大陆，以及南非、海地、危地马拉和美国。这些基金会致力于建设和维持开放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公共设施。索罗斯也建立了其他较重要的机构，如中部欧洲大学和国际科学基金会。
    虽然索罗斯的出发点也许不全是为了解救贫苦人民于水火，可是，他近10年来在此类人道主义事业上已经出资40亿美元，从事的项目包括治疗俄罗斯监狱中流行的肺结核病，支持津巴布韦持不同政见者，在美国建立收容所等。就我们已知的确切数目而言，他每年的捐款数额已经与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不相上下。
一方面是慷慨解囊，另一方面是无孔不入地攫取金钱，索罗斯堪称是天才与魔鬼的结合体。
“除草”行动
    因亚洲金融危机中翻云覆雨的非凡手段而被斥作“金融大鳄”的索罗斯，近年来又咬上了美国现任总统布什。他在一些主要竞选州筹资并出资1000万建立了一个名为“美国人走到一起来”(ACT)的组织，以阻止布什连任。这一系列计划被命名为“除草行动“(布什英文即是“Bush”，灌木丛，荆棘草之意)。
从青年时代就一直迷恋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论的索罗斯，一贯支持建立一个全球的开放社会，他指责布什现任政府利用“9?11”恐怖袭击扩张势力、滥用职权、破坏文明自由，而未就建立一个更加和平与平等的世界而努力。
     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采访时，索罗斯信誓旦旦地说：“击败布什是我今后的中心任务。”当被问及为了把布什拉下总统的宝座，是否可以倾其所有时，索罗斯毫不犹豫地说：“如果能确保布什下台，我就干!”
     这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作风，换了别人，根本就是螳臂当车，而对索罗斯而言，却不是玩笑。尽管他除了自己的资金以外几乎不管理其他任何资金，但是只要他在有线电视上现身10分钟，就足以撼动市场。很多人指控他动摇了世界货币的稳定，是破坏国家经济的罪魁祸首。
      长久以来，索罗斯在金融方面的传奇般的作为，也是依据政治舞台上的风吹草动做出判断的。索罗斯尤其擅长关注下列情况：当重大经济或者社会问题的走势即将转变成危机(但还没有转变)并全面爆发之时，政客、财长和要员们对之做出的试探性的、片面的反应。由此可见，他不但掌握了世界经济的运转规律，而且还领会到了美国政界人士的行事动机。
     另外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索罗斯的钱。从1969年到2000年(在后12年里，索罗斯得到了德鲁肯米勒的鼎力相助)，索罗斯的旗舰基金创造了年均31％的回报率，该基金只在4年前出现过亏损(2000年因为技术股崩盘成为亏损年之一)。
      如今，他的基金公司管理下的资金接近120亿美元：其中，他的旗舰基金量子捐赠基金(Quantum Endowment fund)管理74亿美元。尽管索罗斯坚称量子基金中有许多外部投资者，但曾在他的基金公司任职的高级管理人员都认为，74亿美元资金中的绝大部分属于索罗斯及其家族成员所有。
所以，向政治水潭里投入的那区区几千万美元，也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也许这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富可敌国”了。

悯人忧天的思想者
其实，索罗斯虽然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主要以其金融方面的“成就”而闻名，但他绝不是一位只问经济不问世事的专家，而是在社会、哲学、伦理等方面颇有见地的具有很强人文色彩的思想者。
    早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时期，他就一直迷恋着哲学。他谦虚地称自己为“蹩脚的哲学家”。事实上，他不仅在他所谓的“金融实验室“里呼风唤雨，而且他还本能地把他的一些哲学理论植根于金融领域。索罗斯的好友，波兰法律学者威克托?奥夏滕斯基(Wiktor Osiatynski)说：“大多数时候，人们都把他当作是一位捐款人来认真对待，但却很少有人真正认为他是一个思想家。”
    1987年，他出过一本《金融炼金术》，可惜看得懂的人很少，曾有人讽刺说依靠看着这本书来治疗失眠。大多数读者更愿意从书里领会到索罗斯攫取金钱的手段，而不想花脑筋去看他大谈什么“反射理论”。这令他极为厌烦。
    索罗斯在一所医学院向医科学生和医学专家们谈生命和死亡的问题时，对当代医学领域中的高科技发展带来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批判。例如，当代医学的发展，往往让人临终时在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在一大群陌生的穿白大褂医护人员的注视和忙碌中离开这个世界，他认为这是非人性化的场面，人本来应该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拉着亲人的手走向彼岸。而作为一位金融专家，在面向医学专家们讨论医学发展和生与死关系这样的伦理学问题，也充分表现出索罗斯思考范围的广泛。
     索罗斯始终具有令人惊诧的两面性，正如他在他的著作《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中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市场参与者，我关心的是市场价值，即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作为一个公民，我关心的是社会价值，即人类和平、思想自由和社会正义。”

沃顿评语：
     引用一句古谚，乔治·索罗斯总是“艺高人胆大”。他凭借在贷币方面的深思熟虑，独自对抗英格兰银行，使他作为一个熟练专门款项操作的亿万富翁而在商业圈里广为人知。不过他已经从爱拿政治开刀的金融天才转变为一个慈善家。他现在利用他的资本网络，每年支出5亿美元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和经济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