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故乡的小河驶入商海
庄市,宁波和镇海之间的一个水乡小镇。庄市河无声地从镇中流过,把小镇分成南北两条庄市街。在公路没有开通的年代,小镇上的人们是坐着航船从这里到宁波,到上海,到汉口,到天津,到其他地方的。小河几乎静止不流动,有如一段凝思的历史。然而就从这条小河上,走出了六位两院院士,走出了数十位包括上海“五金大王”叶澄衷、汉口头号富商宋炜臣、香港“影视巨擘”邵逸夫、“世界船王”包玉刚以及纺织业界的“非洲王”包从兴等数十位商界巨子。
出庄市街东北二三里,迎面一座石头牌坊,便是钟包村。村子由钟家、包家、苏家等7个自然村组成。包家门前有一小小的河汉,故又叫横河堰包家。1918年农历10月13日,包玉刚就出生于横河堰包家东七房。1931年,小学未及毕业的包玉刚就从门前的小河坐船离开故乡,到汉口父亲包兆龙的平和鞋帽庄学生意。包玉刚22岁投身于金融界,先在中央信托局衡阳办事处工作,后担任了由陈敦甫为最大股东的中国工矿银行衡阳分行副经理;抗战后期,被调重庆,任工矿银行重庆分行经理。1945年抗战胜利,包玉刚回到上海,参加接受上海日本帝国银行之资产。后来帝国银行改成为上海市银行,包玉刚任该行业务部经理;第二年升任副总经理兼业务部经理,直至大陆解放前夕。
1949年2月末,包玉刚要求辞去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他的呈请得到了市长吴国帧的批准,即于3月初乘坐中华航空公司的班机来到香港。父亲包兆龙已经在1948年的下半年,卖掉了民丰造纸厂,偕同家人先期从上海来到了香港。
从22岁入行到32岁辞职,包玉刚从事金融业整整10年。这10年金融生涯对包玉刚日后的飞黄腾达,影响非常巨大。
说起来真是巧得很,包氏三兄弟都曾和银行结过缘:兄长包玉书早年从事药材业,后来就职于上海大陆银行,曾任淮海中路支行经理;弟弟包五星也曾进入银行界,解放前任四明银行襄理。
初到香港
初到香港的包玉刚,在和一家人团聚的喜悦消散之后,“一种被流放的感觉”悄然涌上心头。
那时包玉刚和许多从内地到港的人一样,总以为很快就会回去的,决没有想到日后会在这个弹丸之地落脚生根。但后来由于诸多原因,看来是没有机会回去了,不得不在香港从长计议。
包家虽然有数十万资财带到香港,但崇尚节俭的宁波人是决计不会坐吃山空的,生计终究是头等大事。说到择业,以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的经历和身份,做银行是包玉刚的首选。
但包玉刚很快就发现,在香港,他所熟悉的银行业,早已被汇丰、渣打和大通这三大英资银行所垄断。余下的一点残羹剩饭,也尽为广东人所分享。那时,香港的英资财团根本瞧不起中国人。有香港“金融总督”之称的汇丰银行,甚至多年来还保持着这样的“惯例”:外国人进入汇丰银行,是从正门进去的,而中国人则只能从后门进入。
但是现在,包玉刚即使从后门也难以进去了。
既不能重操旧业,包玉刚和父亲商量的结果,决定先从贸易做起。包氏父子和几位从上海来的银行旧同事合伙,在华人行租了一个写字间,开了一家“新联贸易公司”,做起进出口生意来:无非和上海的朋友联络联络,卖卖内地的土特产,在大洋行和香港本地人之间的夹缝里求个生存。但是情况很快有了变化: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对中国实行物资禁运,香港和内地的贸易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整个香港的进出口贸易额一落千丈。据有关统计资料,从1951年到1955年,内地在香港的出口排名从第一降到第五,1954年香港的转口贸易额比1951
年减少了76%。“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贸易形势的恶化,使包玉刚的新联贸易公司越来越困难,甚至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关于包玉刚这一段贸易经历,他结交的第一个银行朋友、汇丰银行的桑达士后来有一个回忆:“在1952年,包玉刚的公司不是个很有作为的公司,看不到发迹的迹象。公司的账目管理并不规范,而且贸易额也太少了。”面对严峻的现实,包氏父子必须另找出路。父亲包兆龙认为大陆解放后,香港人口急剧增加,人多地少,地位特殊,经营地产业大有希望。包玉刚虽然也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人口突然暴增,由原来的150万人,在短期内增至400万人,而新来的人也不免有住、食及求业之需要”,香港的地产业必然会有一个大发展,但他却从1954年起就主张搞航运。他认为香港有极好的港口,而且是个自由港,经营航运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包玉刚的主张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我爸爸说我傻,”多年后包玉刚回忆说,“他说,你对这船的生意根本就不识啊,怎么去做?本钱很容易就会贴掉!”
其实包玉刚之所以看好航运业,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看到时局变幻不定,他对香港的前途毫无信心。正如他1974年10月的一次演讲《香港、日本与航运自由》中说:“自古以来,航运业的一大有利条件,是可以自由邀游四海,随遇而安,轮船绝对用不着一定困住在任何一个地方。”言外之意,地产是固定的,死的,而船是可以移动的财产。如果时局太平,可以用来赚钱;一旦风云变幻,则可以乘桴于海,一走了之。
1955年春节后,父亲包兆龙终于同意他去订购第一条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