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来一贫如洗，但决不能死时仍旧贫困潦倒！
                                                               ——乔治·索罗斯
 
乔治·索罗斯简历

　　乔治·索罗斯1930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1947年他移居到英国，并在伦敦经济学院毕业。1956年去美国，在美国通过他建立和管理的国际投资资金积累了大量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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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索罗斯在纽约建立了他的第一个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1984年他在匈牙利建立了第一个东欧基金会，又于1987年建立了苏联索罗斯基金会。现在他为基金会网络提供资金，这个网络在31个国家中运作，遍及中欧和东欧，前苏联和中部欧亚大陆，以及南非， 
海地，危地马拉和美国。这些基金会致力于建设和维持开放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公共设施。索罗斯也建立了其它较重要的机构，如中部欧州大学和国际科学基金会。

　　索罗斯曾获得社会研究新学院、牛津大学、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1995年波伦亚大学(意大利)将最高荣誉──Laurea Honoris Causa授予索罗斯先生,以表彰他为促进世界各地的开放社会所做的努力。

　　索罗斯是LCC索罗斯基金董事会的主席，民间投资管理处确认它作为量子基金集团的顾问。量子基金在量子集团内是最老和最大的基金，普遍认为在其28年历史中在全世界的任何投资基金中具有最好的业绩。

金融界的拿破仑
    1992年9月15日的黄昏，乔治·索罗斯独自坐在他那位于华尔街33层的办公室中，透过巨大的玻璃窗，他凝视着楼下熙熙攘攘的纽约闹市。仔细看去，他沉静的目光中，不自觉地散发出猎豹般的敏锐气息。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索罗斯在无数次豪赌中占尽胜算，而这次将是他几十年金融生涯中赌注最大的一次，也是历史上第一个个人投机资金挑战欧洲货币汇率的战役。
    乔治·索罗斯在柏林墙崩溃后，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欧洲货币汇率机制已无法继续维持了。因为这种机制要求欧洲各国经济发展齐头并进才可以实现。但是，德国的统一使德国经济发展远远超过了其他的欧洲邻国，因而指望依靠德国的货币政策是不适当的。
    20世纪90年代，英国的经济处于不景气的状态，当时的利率已经很高了，而提高英镑利率的办法来支撑英镑的币值，可能会对英国经济雪上加霜。于是，英国要求德国降低德国马克的利率，以减轻国际汇价对英镑的压力。
    但是德国统一以后，为了重建东德而造成经济过热，开支过高，德国政府不得不依靠维持高达10％的年利率的高利率政策来降温。因此德国中央银行拒绝了英国的这一要求。于是矛盾进一步激化。
    1992年8月，乔治·索罗斯闻到了“血腥”味，并以5％的保证金方式大量抛空英镑，购入马克，英镑对马克的汇率降至联系汇率的下限。而这一天是“开局”的日子。
    都市已经遍布华灯，电话铃声忽然划破宁静，当被助手告知，英格兰银行将动用120亿美元去买进英镑时，索罗斯不由得又一次自豪地微笑了：“我正准备抛空这个数字。”
    这一次，他又大获全胜了，而对手是整个英格兰!

“世界是我的实验室”
    索罗斯和巴菲特、林奇这些投资大师一样，不相信证券市场是有效的。他认为金融市场技术分析没有任何理论根据，真正有用的还是基本面分析，尤其是行业分析和公司分析。对于自己在金融市场上的超凡运作能力，连索罗斯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在接受记者拜伦?威恩(Byron Wien)采访的时候，索罗斯曾经坦承，每当金融市场有不良现象的时候，他的后背就会莫名地疼痛难忍。他以此为直觉做出最初判断。
    股票、债券和货币就是构成他生活的世界的基本元素，这是完全属于他的实验室，他热衷于在这个奇妙的“实验室”中测试他的理论。他那些由“直觉”得出的关于股票市场操作的理论都能根据逐日的结果得到验证。
    正因为索罗斯一再强调他从不依靠什么理论，一切成功全凭直觉，所以经常被人冠以“投机者”的帽子。对于这个问题，已经代行管理索罗斯基金长达10年之久的青年金融家斯坦利?德鲁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一针见血地提出精辟见解：“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同时也是位才华横溢的基金经理。但他的最伟大之处并非投机行为或其他什么举动，而是他的胆识。只要他看准一件事，无论迹象是否明显，他投下的赌注都会比任何人都多。”
    人们在描述量子基金时，通常把它归于“宏观基金”(macro fund)——由于该基金的经营战略是利用全球宏观经济事件进行交易，因此而得名。人们很难记起在索罗斯之前曾有过什么宏观基金之类的事物。以前有股票基金和债券基金(当时这些基金的数量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但是索罗斯却创造了新的事物，因此，他并无什么确切的既定规律可循。他把世界当作自己的实验室，在货币和股票指数上大做文章。他试图揣摩银行家的举动，而实际上这些银行家正是他最密切的同行。

天才与魔鬼的结合体
    索罗斯给中国社会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当然是1997年的那场亚洲金融大风暴。他受二战影响，反社会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因此过于感情用事，犯了投资大忌。
    他放弃了当时满是漏洞的日本，转而进军看似弱小，实则体制十分健全的香港，结果在香港政府动用了200亿美元的资金进行反击的情况下，这场世纪豪赌激战异常惨烈，比之1992年的英镑战役有过之而无不及，使索罗斯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挫折，这个金融界的拿破仑终于惨遭滑铁卢，“量子基金”也面临信任危机。(在此之前，索罗斯的金融生涯中谈得上失败的只有在1981年他的基金亏损了23％，可是事实上他把那次失利形容为“失去耐心了”——那可完全不是分析失策，而是一次孩子气的游戏而已。)从1997-1998年这场世纪豪赌的惨烈程度来看，索罗斯对于攫取金钱的狂热程度已经达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
    可是另一方面，和一些富豪相比，索罗斯显得很俭朴，没有游艇、高级轿车和私人飞机，出外旅行，他乘普通民航飞机，自己招出租车，甚至搭巴士。他还是一位大慈善家。1984年他在匈牙利建立了第一个东欧基金会，又于1987年建立了苏联索罗斯基金会。
    现在他为基金会网络提供资金，这个网络在31个国家中运作，遍及中欧和东欧，前苏联和中部欧亚大陆，以及南非、海地、危地马拉和美国。这些基金会致力于建设和维持开放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公共设施。索罗斯也建立了其他较重要的机构，如中部欧洲大学和国际科学基金会。
    虽然索罗斯的出发点也许不全是为了解救贫苦人民于水火，可是，他近10年来在此类人道主义事业上已经出资40亿美元，从事的项目包括治疗俄罗斯监狱中流行的肺结核病，支持津巴布韦持不同政见者，在美国建立收容所等。就我们已知的确切数目而言，他每年的捐款数额已经与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不相上下。
    一方面是慷慨解囊，另一方面是无孔不入地攫取金钱，索罗斯堪称是天才与魔鬼的结合体。

“除草”行动
    因亚洲金融危机中翻云覆雨的非凡手段而被斥作“金融大鳄”的索罗斯，近年来又咬上了美国现任总统布什。他在一些主要竞选州筹资并出资1000万建立了一个名为“美国人走到一起来”(ACT)的组织，以阻止布什连任。这一系列计划被命名为“除草行动“(布什英文即是“Bush”，灌木丛，荆棘草之意)。
   从青年时代就一直迷恋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论的索罗斯，一贯支持建立一个全球的开放社会，他指责布什现任政府利用“9·11”恐怖袭击扩张势力、滥用职权、破坏文明自由，而未就建立一个更加和平与平等的世界而努力。
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采访时，索罗斯信誓旦旦地说：“击败布什是我今后的中心任务。”当被问及为了把布什拉下总统的宝座，是否可以倾其所有时，索    罗斯毫不犹豫地说：“如果能确保布什下台，我就干!”
    这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作风，换了别人，根本就是螳臂当车，而对索罗斯而言，却不是玩笑。尽管他除了自己的资金以外几乎不管理其他任何资金，但是只要他在有线电视上现身10分钟，就足以撼动市场。很多人指控他动摇了世界货币的稳定，是破坏国家经济的罪魁祸首。
     长久以来，索罗斯在金融方面的传奇般的作为，也是依据政治舞台上的风吹草动做出判断的。索罗斯尤其擅长关注下列情况：当重大经济或者社会问题的走势即将转变成危机(但还没有转变)并全面爆发之时，政客、财长和要员们对之做出的试探性的、片面的反应。由此可见，他不但掌握了世界经济的运转规律，而且还领会到了美国政界人士的行事动机。
    另外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索罗斯的钱。从1969年到2000年(在后12年里，索罗斯得到了德鲁肯米勒的鼎力相助)，索罗斯的旗舰基金创造了年均31％的回报率，该基金只在4年前出现过亏损(2000年因为技术股崩盘成为亏损年之一)。
    如今，他的基金公司管理下的资金接近120亿美元：其中，他的旗舰基金量子捐赠基金(Quantum Endowment fund)管理74亿美元。尽管索罗斯坚称量子基金中有许多外部投资者，但曾在他的基金公司任职的高级管理人员都认为，74亿美元资金中的绝大部分属于索罗斯及其家族成员所有。
     所以，向政治水潭里投入的那区区几千万美元，也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也许这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富可敌国”了。
　　政治顾问马克·斯蒂茨说，索罗斯对待政治就象是“商人介入一个新业务”一样。一开始，他更多地是倾听，但当大家谈及竞选策略时，他已经有了非常确定的计划。他相信，自“9·11”事件后，奉行单边主义的布什在国际上已经失尽信誉。在国内政策上，索罗斯建议民主党在竞选政纲中推行更激进的税制改革，增加对富人的税收，包括恢复房产税（仅此一项就足以让索罗斯本人多付数十亿美元）。索罗斯还认为，布什任内出现的庞大赤字将破坏美国的经济复苏。“9·11”以后，布什政府通过的《爱国法案》和不断扩大的反恐战争都是对开放社会的危胁。索罗斯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对内对外形象，整个国家将面临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