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魔化？

在种种外界对宗的批评和看法中，宗最在意的，事实上是批评其缺乏“契约精神”。11月6日，当他再次接受《环球企业家》采访时，仍不厌其烦地重复和强调他在5个月前辞去娃哈哈合资公司董事长时写给达能的那封“檄文”中的观点：正是他尊重契约，赢得信任，娃哈哈才有今天；正是他尊重契约，才会造成在娃哈哈商标转让中形成的“阴阳合同”。而达能，则撕毁了这一切。

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妖魔化是宗自身造成的。1962年，17岁的宗庆后初中毕业后就被下放，在舟山和绍兴的农场里度过了15年，每月工资28元。他的整个青年时期惟一可以接触到的书就是《毛泽东选集》，“毛在革命时期的有些思想（现在）还是管用的。”宗说。而他今日对达能发起的一次次反击战中，在做法、形式、口号和措辞方面，总是容易让人想起过去的政治运动。

但他似乎不介意这些做法如何与今日商业世界的游戏规则相悖。

今年7月的一天，当本刊记者参加娃哈哈为来自全国的100多名记者和更多经销商代表的晚宴时，仿佛置身于一场盛大的“庆功会”之中。五星级的杭州第一世界酒店主楼大宴会厅里，摆了近四十桌酒席，台上的演唱者都是娃哈哈的经销商或员工，每一个人走上舞台时都高声喝着“大家好”，然后开始唱各种激昂的歌曲，“保卫长江、保卫黄河”，“精忠报国”，“我要再活五百年”……宗庆后则依次向每一桌的客人碰杯，致谢。之后，宗走上舞台，指挥身着工装的娃哈哈员工们集体唱《团结就是力量》，在场的员工和经销商也纷纷跳上了舞台，加入到合唱的队伍。全场热烈、激昂，甚至有着些许欢快的气氛，在一瞬间，似乎达到了最高潮。

然而，仅仅3个小时前，同样在这个大厅里，台下仍然是这些经销商和记者，上演的却完全是一场批斗会。对于“合作伙伴”达能的愤怒和怨恨在场内蔓延，四面墙上挂着的横幅写着“揭露事实真相，还原历史真实面貌”、“娃哈哈相信正义公正是当代文明社会的主流”……每位经销商代表和员工的发言都让会场散发出强烈的火药味。“达能就是一个资本流氓！”娃哈哈的辽宁经销商孙利大声喊道，“呸！”

在娃哈哈上海销售公司总经理王洪春看来，媒体上但凡出现质疑宗的观点，都是达能安排的枪手。30岁出头的王洪春和娃哈哈其他员工一样，聪明、踏实、工作刻苦、兢兢业业，在他担任上海地区省级销售经理的三年多时间里，娃哈哈在上海地区的销售额从2004年的4000万飙升到了2007年上半年的接近2亿元人民币。但也和其他娃哈哈员工一样，王洪春被一种受迫害的强烈想法所控制。对此刻的他们来说，娃哈哈代表了正义，他们接受不了任何相反的推测与判断。

宗有这样的感召力和征服力。他用过去20年中几乎无往不胜的商业胜利一次次打破了对其说“不”的管理和营销理论，这使得他因沾染上某些叛逆色彩而被进一步“神化”。他办公室的数个书柜里除了摆着竞争对手的产品样品以外，还塞满了形形色色的管理、营销、品牌类的书籍。宗喜欢在机场的书店里买书，借以打发航班上的时间，不过在回来后，这些所谓兵法、宝典都被他束之高阁了。

他嘲弄任何彬彬有礼的理论，至今仍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控制一切，而这又正是外界“妖魔化”他的重要一面。他不设置任何副手，不信任外来职业经理人（“现在博士也太多了，实际上没有什么真本事”），反对作出接班人规划（“接班人过早确定，反而接不了班”）。

宗的办公桌上没有电脑。至今，他仍喜欢用“朱批”的文件来下达命令，有时亲自撰写每月的销售通报，并在考察市场时直接用电话指示下属迅速行动。这些口谕、手谕，“我们是要当圣旨看待的。”娃哈哈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刘智民说。记者在宗的办公室里见到其下属经理的一份报告，其开头第一句话是：“根据您的指示……”

宗对企业的超级控制力体现在各个方面。宗曾指责达能，当初的合资协议里对他束缚得太紧——1万元以上的开销都要报董事会审批，“那等于说我出趟差都要董事会批准，我还有什么经营权？连职业经理人都不如。”宗说。但是，他也正是采用类似的方式管理着他的经理们，据说一度员工50元的报销单都要有宗的签名。

宗似乎享受着这种“超级CEO”的乐趣。在本刊记者采访的间隙，销售公司的一位员工拿着几款易拉罐来向宗请示，哪种外包装的色彩比较好。“他们认为让我看了后比较有把握点。他们也能决定，但总之让我看一下放心点。”宗解释。他至今仍得意于，现在公司里很多事情他都还很内行，“有些工程师有些问题解决不了，我一看就知道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