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个干净的伙计”

《财经》：与其它小额信贷机构相比，格莱珉银行的成本显得特别低，你是怎样做到的？

尤努斯：关键在于效率。在“格莱珉二代”实施之后，每一个工作人员要服务于最少600个借贷者——你再看一下其他小额信贷机构，就会发现这是问题的关键。每个工作人员负责的借款者越多，能为银行带来的收入就越多。格莱珉银行的成本大概占到10％，而平均贷款利率约为19％，利差达到8％-9％。自格莱珉创立以来，只有三年亏损，其他时候都盈利。近几年赚得较多，去年的净利润是700万美元，今年将是2000万美元左右。

《财经》：过去几年间，对格莱珉银行创建的这一模式，国际上存在一些争议，这些争议大多针对格莱珉银行的信息透明度。比如，微小金融机构信息交流的著名网站MIX搜集了全世界800多家商业化运作的小额信贷机构的数据，却没有格莱珉银行。再比如，作为一家享有极高国际知名度的机构，你们为何不聘请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呢？

尤努斯：他们（MIX）之所以不高兴，是因为我们不会告诉他们说，“是的，老板，我们是个干净的伙计”。他们既不是我们的老板，也不是我们的监管者——我为什么要向他们报告呢？

我们每个月都向孟加拉中央银行报告，因为它是我们的监管者。我们的一切资料都在我们自己的网站上面，并制作成光盘。每年有两家孟加拉国的独立审计单位依据国际会计准则对我们审计。

《财经》：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学习格莱珉银行的模式，你是否相信这是最好的微型金融模式？

尤努斯：我们从来没有说这是最好的形式。今天诺贝尔奖颁给了我们，这就是最大的肯定。但别人是否采取这种模式，要由他们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

我想说，格莱珉银行好比莱特兄弟发明的第一架飞机。它能“飞”起来，虽然只飞了30多秒，120多英尺，但创造了历史。格莱珉银行是第一家不需要抵押的银行，而且成功了。我可以肯定未来更多的人可以做得更好。

《财经》：印尼国家人民银行（BRI）从事小额信贷业务也获得了较高的国际声誉。对他们的模式，你有什么评价？

尤努斯：这是一个令我感到困惑的模式。原因在于，他们并不是只服务于穷人的。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叫做小额信贷呢？我个人对于小额信贷的定义是——对穷人特别是贫困妇女的、不需要抵押的小型贷款。印尼国家人民银行不是这样做的。人们告诉我，他们的贷款并不是专门针对穷人的。不过，我并不是说他们这一模式不好——只要可行，那就去做吧！我向所有从事小额贷款事业的人致敬。

【记者述评】

在完成转型之后，格莱珉银行业务飞快发展。格莱珉银行方面提供的数字几近完美：

——服务人群由2001年的230万增加到2006年的650万，贷款累计总额从30亿美元增至50亿美元。到2005年底，该银行有650万借款者，存款8.47亿美元；当年贷款约7亿美元，还款率高达98.58％。近年来盈利状况也连续翻番：2004年底盈利700万美元，2005年底1500万美元。迄今有79000个乞丐成为该银行的会员得到近77万美元的贷款。

尽管国际社会对“格莱珉模式”及其转型赞赏有加，但对格莱珉是否提供了一种可普遍适用的模式，仍存在相当尖锐的不同意见。

最大的争议是：格莱珉银行追求的双重目标是否可持续？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格莱珉基金会致力于在全世界推广格莱珉模式，其总裁阿历克斯康茨（Alex Counts）对《财经》的采访书面作答，称格莱珉银行与国际上其他微型金融机构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服务于最贫穷的人，并致力于扶贫和财务可持续的双重目的。这既是尤努斯和格莱珉银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尤努斯与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The 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等机构意见不一的关键之处。

《财经》记者在美国华盛顿采访了CGAP发起的信息门户小额信贷信息交流中心（MIX，Microfinance Information Exchange）的研究总监布莱恩斯蒂芬斯。他说，MIX在全球统计的800多家小额信贷机构中，只有不到40％能实现自负盈亏，但是他们服务于超过90％的客户。在小额信贷机构中，努力采用商业标准，试图融入商业金融系统，对成本进行有效控制的，比较容易成功。

格莱珉银行平均利率接近20％，比孟加拉国央行规定的小额信贷机构的指导利率22％还低。有学者认为，格莱珉银行贷款利率应该达到30％左右，才可以维持财务可持续。但尤努斯认为，扶贫是必要的社会责任，小额贷款机构要追求商业可持续，但不能追求利润最大化。在此次访华期间会见中国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时，他特别表示，小额信贷的利率，相当于不超过资金成本加上10到15个百分点，否则“就有高利贷的嫌疑”。他说：“CGAP总跟我说不要管利率，让市场决定，我不想听他们的。”

相当一部分小额信贷研究者猜测，格莱珉银行之所以能够提供较优的利率，是因为受益于捐赠。1999年，乔纳森莫多克指出，格莱珉银行从1985年到1996年间实现了总额约150万美元的利润，但在此期间，却有1600万美元的直接捐赠、8100万美元的软贷款和4700万美元的权益投资形成的间接补贴，以及所有者追加的2700万美元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其他商业性机构不可能有同样的待遇，这也许是格莱珉模式在世界其他地方并未取得孟加拉式成功的原因之一。

在回答《财经》记者关于捐赠资金的问题时，尤努斯则强调，自1998年以后，格莱珉银行没有接受过一分钱的捐赠。

姑且不论对于透明度的疑问，格莱珉银行追求商业化可持续目标的决心无庸置疑。事实上，从格莱珉经典模型向格莱珉二代转型的过程，也是格莱珉努力摆脱依赖外来资金、依赖重塑商业化可持续形象的过程。这已经成为国际小额信贷组织发展的主流。

世界银行高级金融专家王君认为，不要把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当作小额信贷的惟一模式，试图简单复制。对于那些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地区例如江浙一带沿海城市，以单个借款人为对象的微小贷款更合适。无论什么模式，都必须不断探索努力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才能实现足够大的覆盖面和可持续性。要实现这些，需要有多元化的、治理良好的金融机构，有适度竞争和有效的监管，以及好的金融政策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毕竟，像尤努斯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可遇而不可求。”

“我想还是继续做我现在的事吧”

《财经》：问一个私人的问题：你在格莱珉银行的收入情况如何？

尤努斯：我每个月拿回家的现金收入是350美元。这是孟加拉国的公务员工资级别里面最高的。我和其他同事住在同一幢五层公寓楼里，我的公寓在底层，面积不到90平方米。我和我的家人都没有在格莱珉银行或是任何一个格莱珉银行关联公司里拥有任何股份。

《财经》：有人说，你在做着许多政府应该做的事情？以你现在的威望，从政也许可以为穷人做更多的事，不是吗？

尤努斯：我觉得我是在做一个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从政，我可以做很多事；但是不从政的话，我也能在格莱珉银行做很多事。

一直都有人想让我从政。因为我们的政府存在许多腐败和笨拙的地方。我不想做，因为从政将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最大的问题是，如果从政，我将必须要放弃在格莱珉银行的事业，因为两者不可能兼顾。如果不做与贫困有关的事情，我就什么都不是了。我想还是继续做我现在的事吧！

【记者述评】

1990年12月，统治了孟加拉国十年的军政权下台，次年举行了孟加拉的首次自由大选。格莱珉银行全体工作人员在大选前的几周全力以赴，终于确保所有成年的格莱珉银行借款者都成为登记选民。

1992年，大约400名格莱珉银行借款者被选为联邦议员。

1996年，格莱珉银行借款者率先取得了一个几乎无法想象的胜利：在全国大选中，借款者中的妇女当选议员的数量多过男性。

1997年，1753名格莱珉银行借款者（其中女性1485人，男性268人），以及1570名格莱珉银行借款者家庭的成员被选入各地政府机关。

尤努斯曾经说过，直接向穷人发放现金贷款，“使他们能够立即实践自己已经掌握的技能——编织、脱粒、养牛、拉人力车等等，他们挣到的钱继而能转变为一把开启一系列其他能力的钥匙。”

事实证明，他的预言是对的。

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