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在前往达沃斯之前，王已经开始发言了。读过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关于2007年论坛的主题词后，王针对其中的一个新词“Googlization”发表了自己观点：比“世界的Google化”更重要的，是“世界的手机化”（Cellphonization），“我们所有人的眼睛、耳朵、嘴都被手机延伸了”。据说，他的建议得到了施瓦布的认同，对方已经在不少场合同时提及这两个词汇。

提示: 这些观点都是王本人用英文表述的。语言能力，这个阻碍多数中国企业家成为全球商业领袖的痛点，对于58岁的王建宙而言并不是问题。他说自己的英文训练来自于1980年代初跟外商谈判的经历，“被逼出来的”。即使到现在，他仍坚持阅读Fortune和Business Week。

这一切是否与你此前预想的王建宙—— 一家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总裁，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颇为不同？

而让他越发可以被称为“环球企业家”的，还有他的工作日程。结束了达沃斯的论坛，他用了近一周时间拜会了东欧各国的电信运营商。“没有特别目的，只是普通的考察”，王说。2月初回到北京，休整仅一周时间（他在这期间接受了《环球企业家》杂志独家专访），2月12日，他又飞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完成对巴基斯坦第五大移动电话运营商巴科泰尔（Paktel）88.86%股份的正式交割。关于这一交易，王的概括是：“这是我们2年努力的第一个成果。”

刚刚过去的一年，对于大多数中国公司而言似乎过于平淡了。但王和他所率领的中国移动的表现，让全世界难以忽略其存在。

至今，其用户总数已经达到3.1亿，超过美国总人口，更为让人瞠目的是，中移动的每月新增用户仍保持在500万这个量级上。于是，其股价从年初的37.75港元涨至年底的67.35港元，市值增长了78%，成为了市值全球第一的电信运营商。比起2004年底王刚到中移动时，公司的市值更是翻了3.5倍。

相对于广受追捧的中移动，王建宙获得的关注要少上一些。这不是一个喜欢突出自我的人。他接受采访，但并不多。多数场合，他都会小心翼翼的避开关于他个人的种种问题，比如他喜欢手机上的何种应用，或者他最欣赏哪一位世界级企业家，因为，“我喜欢什么并不重要，一个职业人不能只依靠自己的感受来做事情。”他那宽阔的办公室也符合这一风格，除了常规的桌椅，几乎没有什么装饰品。唯一显眼的陈列品是临墙摆放着的一系列照片：王和戴尔电脑CEO迈克尔·戴尔、惠普公司前CEO卡莉·费奥瑞娜、摩托罗拉CEO艾德华·詹德等十余名企业家站在一起，却几乎没有他与政要的合影。

他说自己“是个静态的人”，“说不上热爱风险”，惯于通过“长时间思考才做出决策”。但难以掩饰，他精力充沛，对一些话题有着巨大的兴趣。比如他乐于和他所交往的大公司CEO们探讨互联网的未来，话题涉及此处，任何人都能感觉到他突然释放出的兴奋感。但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在苹果电脑推出iPhone的第一个月里，他竟然对此毫无关注。

【下个1000亿】

2006年，中移动运营收入达到2853亿元人民币，税前盈利968亿元。就是说，中移动每天的收入约为8亿人民币，而它每赚3块钱，就有一元利润。

但这种近乎完美的数字，也给分析师们新的疑虑：当一家公司的收入已接近3000亿元，它还能以同样的速度获得下一个1000亿元的收入增长吗？

王建宙认为这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我们的工作是让没有手机的人用上手机，让有手机的人更多地使用手机。”

他之所以有此底气，很大程度上源于2006年中移动在中国农村市场的成就，以及农村市场持续表现出的发展潜力。

和发达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接近于100%的手机渗透率相比，全国平均渗透率仅为34%，中部地区为24%，而偏僻的农村渗透率只有14%——这意味着中移动在七亿人生活的农村地区的探索只是一个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