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关，总归可以度过

　　汤臣集团逐步将发展重心从香港移至上海浦东后，投资的重头为房地产开发，如：汤臣金融大厦、汤臣中心、汤臣国际贸易大楼、汤臣外高桥工业园区、汤臣新亚大酒店、汤臣高尔夫别墅，汤臣嘉年别墅……汤臣在房地产上的投资高达6.5亿美元，并几乎全部集中在方圆522平方公里的浦东。

　　汤君年夫妇之所以这样决策，是鉴于浦东有良好的市场前景。他们在开始进驻浦东之初就有预测：不超过三年，浦西的房产市场竞争会呈白热化，浦东的房地产跟着会热起来。现在回过头来看汤臣的投资项目，80%已从投资期转为收获期。看，汤臣金融大厦，租售率高达80%，客户主流是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五星级汤臣新亚大酒店，从开业以来，客房入住率始终名列上海高级宾馆的前三名。有时甚至连本集团都难以预定到客房。汤臣高尔夫球场别墅，是浦东对外影响最大的高档住宅区……

　　但是，任何创业都要历经艰辛，任何投资都会面临风险。汤臣在浦东的发展道路上，也不可能一帆风顺，曾经经历过坎坷和挫折。在中国政府对经济发展速度进行宏观调控的时候，在全球经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的时候，汤臣成了“浦东最大的套牢户”。

　　记得汤臣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1994年9月28日，汤臣集团用16万元人民币，在上海《文汇报》上刊登了整版彩色广告，正式向社会发售汤臣高尔夫球场会员证。广告发布前，公司做了细致的准备工作，安排近十门电话接听来电。汤臣的高尔夫球场距离人民广场仅20分钟车程，占地140公顷。这样近市中心的锦标型球场在国际上也不多见。会员证每张销售5.8万美元。汤臣领导以为会出现电话“火爆”的情景，没想到只来了17个电话，差不多是一万元买一个垂询电话。汤臣人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

　　不过，即使在汤臣集团最困难的时候，汤君年夫妇仍然对浦东的开发充满信心。为了度过难关，他们把在香港最好的房地产和最好的上市公司卖掉，来维持上海方面的运作。他们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前景是光明的。

　　我问徐枫女士，当时你们把大量资金和产业转向大陆，台湾和港英当局有没有找你们的麻烦？

　　她说：“因为汤先生很早有打算并作了准备，所以我们投资浦东用的是香港公司的资金，而不是台湾公司的，这对台湾来说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香港那时的港英当局见汤先生老是在香港的报纸、记者招待会上介绍应该去上海与浦东去投资，便怀恨在心，想方设法刁难我们，找我们的麻烦。在香港，汤臣有上市公司，他们故意找茬，居然弄到打官司。港英当局整整搞了我们六年。香港人说，跟港英当局打官司是不可能打赢的。没想到我们是第一个和港英当局打官司打赢的。那段时间，我跟汤先生的压力真的是非常大，情绪波动也很大。”

　　徐枫女士所说的“官司”是怎么回事呢？1996年8月12日，汤君年先生及徐枫的胞妹、前香港影星徐杰和其他三位香港证券界人士突然被香港警方以涉嫌“串谋诈骗罪”拘捕。侦讯后，汤君年、徐杰以巨额保释金交保候传。由于汤臣集团在上海房地产界相当活跃，投资规模庞大，加上徐枫、徐杰又是香港电影界的名人，因此，消息一传出，立刻引起社会和媒体的高度关注。香港警方称，汤君年被指控的罪名是于1990年在香港联同汤臣太平洋公司（现已改名为浦东开发集团）前任总经理张仁强，在未得合法授权的情况下，涉嫌向振通证券公司职员赖焯群等人行贿2,640万港币，诱使赖焯群中介，使汤臣太平洋得以收购奔达集团34.5％的股份，此举触犯了《香港法例》。另外，汤君年还被控串谋诈欺违反了《普通法》及《香港法例》。其实，这些罪名是莫须有的。

　　1990年时，奔达集团因为澳洲总公司发生财务问题，决定处理香港分公司。汤臣获悉此情况后决定部分收购。当时奔达卖出了66％的股份。汤臣买下了34.5％的股份，另外31.5％的股权依照香港证监会的规定，须经市场公开配售给独立第三人。当时，汤臣委托渣打银行下属的证券财务公司（即振通证券）来配售这31.5％的股权。问题的症结出在对独立第三人的身份认定上，香港检方认为赵明雄等部分股权持有人与汤臣有某些牵连，因此不具有独立第三人资格。但是，汤臣是委托振通担任配售股权工作的，理所当然要付给手续费和佣金，此部分由于是按总金额比例来算的，所以才会高达2,640万港币，而且奔达集团也另外付了200万澳币的佣金给振通。谁知道振通的经手人竟然将这笔钱中饱私囊。香港检方将这两件事并在一起，硬要认定汤臣是行贿，诈骗。

　　汤臣对此作了反驳，指出，赵明雄等股权持有人与汤臣既非亲属，也非汤臣转投资公司或汤臣集团的成员。另外，佣金是经当时的总经理张仁强提报董事局同意后支付的，而且经过会计师的审核，公布在上市年报上。这是向社会公开的，怎能认定是“贿赂”和“诈骗”呢？

　　香港舆论认为，“突然将汤君年等人起诉，可能是因为九七将至，香港政府急于在最后一年把未完成的事‘做个了结’。”

　　回顾当年，徐枫女士说：“那时候，台湾很多人都在看笑话，把汤先生当作一个笑话，说他是中国最大的套牢户，认为汤臣这下子一定撑不过去了。汤先生则认为，到底谁是套牢户，要到最后才可以下结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上海市的领导在精神和行动方面都非常支持我们。上海市政府授予汤先生‘白玉兰荣誉奖’，鼓励和帮助我们度过难关，汤先生对此非常高兴。宏观调控银根收紧的时候，我们买了那么多土地，款都付清了，但是再运作却借不到钱。当时分管浦东的赵启正副市长还出面帮我们去向银行借钱。法国总统来访，赵副市长安排我们汤臣的酒店负责接待。因为浦东那时候五星级的高级酒店客人很少，不像现在这样红火。那时候人家叫赵副市长‘浦东赵’，叫汤先生为‘浦东汤’。两位好像是患难兄弟，在克服困难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