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鹭带飞了“厦门第一村”

 走出厦门飞机场，车行驶30分钟，在夜色里，越来越偏僻的公路与稀稀疏疏归家的牛羊，让人感觉已经彻底得到了农村，但是，再过15分钟之后，远远地就可以看见山腰里一座像东方明珠似的高悬空中的灯塔，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忽然升起，在那位于江阴东部的华西村，不是在走过20公里之后，也远远地就可以看见一座宝塔吗，那是华西村的标志性建筑。与那个“天下第一村”相比较，这个位于福建的“厦门第一村”似乎更偏僻了一些。但是，围绕着这些一代农民英雄式的企业家，却似乎各有千秋。

　　禹作敏的大邱庄已经渐渐地从人们的视线当中消失掉，吴仁宝的华西村也已经发展到了绅士农民的第二代，虽然有外界的种种非议，但华西村民却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只要能领导着我们发家致富，为什么就不可以是吴仁宝的儿子，“内举不避亲”的吴仁宝并没有因为把儿子推到自己的位置而受到更大的内部阻力。

　　南塘村在1985年的时候是一个不通路、不通电的偏远的一个山村。18年后，一个高中生以企业家的身份把一个名字——银鹭从1.8万元发展到了净资产80个亿，年销售额20亿元；还是这个高中生又以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份把60多户，276口人的南塘村变为家家别墅的厦门第一村。与前者不同的是，他更以企业家的身份，而不是村支部书记的身份出名。

　　从零开始的银鹭集团执行总裁陈清渊从一开始并不是单枪匹马，到今天他也不是孤家寡人，兄弟五个，除了老三因病去世之外，老大陈清水现任这个企业的总裁，老四陈树林担任集团采购部经理，老五陈场担任储运部经理。兄弟齐心，其力断金。18年的时间，身兼民营企业家与村党支部书记的陈清渊是如何把一种农村资源转化为资产？又是如何有效地处理了政治与企业家身份的交错？在越来越多的企业面临开疆拓土的时刻，又应该如何有效地维护好与周围的生态关系，从而相处平衡？在大邱庄离开了禹作敏之后的第10年，在吴仁宝刚刚把权杖交给自己的四儿子的2003年，推动着厦门第一村发展的银鹭集团，作为一个真正的民营企业，除了以一个企业的规律在运作之外，还在计划着运作一个把“厦门第一村”变为“厦门第一农民城”的计划，这与大邱庄、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占90%不同，其发展的心劲也不同，虽然，他们三个村支部书记都还一直保持着农民的户口，但不可否认，陈清渊的18年提供了一个有别于吴仁宝、禹作敏的范本。

企业与村子，首先是一个生态化的存在　
　　张韬：银鹭集团从当年的6个人集资1.8万元发展到今天，18年的发展过程当中，经历了多次的合资、合作的过程，从罐头厂，到八宝粥厂、到饮料厂、到今天的蔬菜饮料、以及下一步的将要进入的建材行业、房地产行业等；在多年的发展当中，银鹭集团与新加坡、台湾的资金所进行的合作最为成功，并也因此获得了海外资金的承认，在当时，作为一个规模比较小且又处于偏僻山村的一个小企业，这种合作说明了什么？

　　陈清渊（以下简称陈）：我们创办企业的时候，当时是没有水，自己挖井，也没有路，自己开，我们办厂从第一年到第五年是没有电话的，你也知道，当今如果没有通信会怎么样？但我们最初的五年就是没有通信，没有电话，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要办起一个企业，首先就要靠周边的人来支持，为什么要支持你，就是你所坚持的一个理念。

　　我高中毕业以后回到这个村庄，我们当时是全村最穷的一个组，也是打光棍最多的一个组，我当时我许了一个愿，要有一天我们能出人头地，就一定要把全村的村民都带起来，这个信念成就了今天的“厦门第一村”。

　　办厂的时候，我有六个股东，每个人出3000元，只有18000元钱的资本怎么办厂呢？所以我认为诚信就是我们的本钱。什么是诚信呢？当时来说就是乡亲们看着这个高中生有闯劲，并且，兄弟也多，祖祖辈辈的又住在这个村子，知根知低。

　　发展到1990年的时候。新加坡的一位爱国华侨过来了，实际上这也与厦门的地理位置有关系，海外侨胞多一些，桑梓情深，于是，他拿出了20万美金，注入了我们这个企业。现在他的鼓动增至几百倍。

　　我们第二个合作股东是厦门外贸粮油进出口公司，这个公司同样一个模式投了八个厂在全国，同时，对我们银鹭也投了50万，其他厂最少都是100万以上，最多的是六七百万，八个项目，全部亏完，大部分都被人家吃掉，我只有银鹭让他的资本滚动到几千万。

　　我们有好多机会可以吃下这些，但我们没有动，我们就是要对股东负责任，诚信经营，我认为银鹭之所以能发展的关键就是：第一，走了共同富裕的道路，第二，坚持了诚信共赢。也正是这一点同时保证了我所在的南塘村成为厦门第一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