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韬：既然谈到了南塘村，就这个村子来说，现在的银鹭开发园区占地数千亩，并且也基本上用的是南塘村的土地。目前相当多的企业在征用土地上都仅仅是行使其企业行为，在如何照顾被征用者的经济利益方面，一直是企业的短板，但也正是在这个短板上，银鹭取得了与农民的双赢，并打造出了“厦门第一村”。事实上，在珠三角、长三角以及西部都存在这个问题，企业要发展，但企业不是一个单独的存在，在这个过程中被企业侵占了利益的农民怎么办？企业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处理？银鹭集团在发展中虽然占用了大部分是村里的土地，但南塘村却也因此成为厦门第一村，并保持了与大邱庄、华西村不同的发展模式，你是如何做到双赢的？

　　陈：这个问题我很感兴趣，记得有一次在北京，我也是中国小康研究会二十个成员村之一，在北京韩村河开会的时候，媒体也追着提问这个问题，这牵扯到中国的“三农”问题，我现在的身份还是农民，我也一直以这个身份参加政治活动，政府也给了我很多的荣誉。我是福建省九届党代会的代表，也是厦门市九届候补委员之一，我是以农民身份来参加这些政治活动，所以我在很多场合里面，我都以农民的角度来说话。

　　我现在身份还是南塘村党总支的书记，是中国农村最基层的小书记，这方面农村工作，说句实在话，我也很熟。

　　我们谈谈南塘的这个模式，南塘这个村是1993年才成立的，原来是个村民小组，南塘能够发展起来？关键是土地的流转，从而能够把荒地变成黄金，这个就是南塘发展最好的一个经验。为什么周边的农村还是那么穷，这就讲到一个对土地的态度：我要征隔壁的一个村，这个村人口比我们少一点，规模比我们小一点，他农民怎么说呢？“我们这辈子没有能力办厂，也许我们下一辈子，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办厂，所以，我们的土地还是应该留下来”。这就是中国农民最典型的传统观念。那么南塘却正是因为打破了这个观念，南塘才富起来。他们的地点在我们前面靠公路旁，他们还是那么穷。

　　18年的奋斗，我们人口占全镇1/142，经济总量却超过全镇的50％，为什么南塘整个村子在企业的带动下能够发展起来？首先就是在企业还没有受益的条件下，我们先保证农民的利益，这个是我想的第一点，我们也做的最好。你征了很多田，承诺说等企业赚了钱之后再给农民，农民没有这么长远的眼光，农民毕竟是农民，他很实在，他们不看白条，只看现金与可变的现实。

　　当然，这个过程是需要培训的，是对农民培训。我记我们在征地的时候，我跟我哥哥，平均三天开一次农民的会议，户主会，为什么开这个会议呢？因为我们办了企业，我们要走出南塘村，要走出厦门，我们见识多了，我们知识广了，我们就来告诉我们的农民。

　　张韬：你刚才说，在企业利益不是很非常好的情况下，保证农民的利益，能详细的说一下，企业应该您怎么保证农民的利益？

　　陈：我的做法是这样子，第一阶段，我先算了一笔帐给农民听，按照南塘原有200多亩地的旱地来算，农民收入扣了成本以后，纯收入每亩地不会超过300元，所以，在第一个阶段，我们以乡镇企业的名义集体征地，一亩地给农民1500元，当然，除了这1500元，有些农民的心可能有些很大，刚刚讲了你都不知道农民心大到什么程度，你就是给他一万元，有的人还不满足，所以我们这1500元怎么让他满足，我有个条件，我一亩给你们1500，你们认为少的话，那哪一户不满足，我就通过我周边的一个村，租一亩地，让你种，而且这一亩地，比原来这亩地的耕地的质量还要好，我租一亩地，让你来耕种。这个矛盾就没有了。

　　因此，农民的利益就保证了，并且这1500元拿到手之后，你还可以到工厂来就业，我们保证就业。所以在南塘从90年到96年这个阶段，最少人均年收入4000元。

　　除此之外，对于本村人，我原则上不欢迎南塘人都是打工仔，我欢迎大家都是老板，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向全国各地招聘，但南塘只要有能力的，我就让你当老板，如运输业的老板，从事第三产业的老板，建筑工程的老板，供应原物材料的给银鹭生产的老板。这方面的人有能力的，就当老板。第二方面的人，有一些管理能力的，就到银鹭来做管理层的干部。没有能力的一些家庭主妇，就负责村里的公共卫生，一个月300元的工资，就此保证了100％农民的利益，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我们的企业扩大了，我们征地又扩大了。因此，台湾老板来的时候，我说我是以村干部的身份来跟你谈判，我第一要保证我这边农民的利益。所以当时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要求当时台湾人，每亩地要保证3000元块给农民，所以，第二个阶段农民差不多达到6000—8000元人均收入。

　　到了现阶段，南塘不是1.8平方公里的概念，我们像华西村一样，我们把周边的一个村800亩买过来了，所以南塘现在已经在扩大了，扩大了以后，我们的概念，就是到2010年，要达到工业城镇的水平，这个时候我就把农民的身份也改变了，所以，你现在可以想象，南塘赚的钱，已经超过一个城市人在拿工资的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