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裕事件影响的当然不只是国美、中关村、三联或其他被黄曾经掌控的企业，它发人思考的内涵，远大于事件本身。
吴晓波:为什么又有民营企业落马？
　　在这样的调控政策下，未来几年，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只会越来越少。而全球大范围的国家干预增强也意味着民营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最好机会已经过去。
　　过去10年中总共发生了3次比较大的经济调控，已经过去的前两次都倒下了大批民营企业。
　　1998年是第一次，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2004年是第二次，受全球能源危机的影响；目前进行的是第三次，此次调控的环境是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并存。
　　1998年经济调控时，倒下了一大批民营企业，比如秦池、巨人、三株等，原因很简单，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市场萎缩，而当时发展不久的民营企业不成熟，求大、求快、大多数超速发展。像三株口服液，盲目铺货，消费市场一萎缩，企业现金流就断裂了，唯一的结果就是倒下。
　　到了2004年，由能源危机而引发的经济调控也倒下了一批民营企业，比如科龙、德隆等。和1998年倒下的企业不一样的是，2004年遭遇落马的企业大部分都和政策选择性脱不了关系，科龙、德隆等都是在产权改革上出现了问题。
　　而这一轮的经济调控，集中表现在全球性国家干预增强，而国家干预的基本都是大型的国有或者能源企业，基本上没有民营企业什么事。我们可以看到，国家4万亿的救市资金，有2万亿是用于国有企业，扶持民营企业的投入少之又少。
　　在这样的调控政策下，未来几年，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只会越来越少。而全球大范围的国家干预增强也意味着民营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最好机会已经过去。
　　其实很容易看出，不管怎么调控，目前三方面因素对民营企业不利的因素都不会改变，所以很可能，经济调控损害的还是民营企业：第一，信贷紧缩，银行断贷，民营企业现金流危机；第二，市场萧条，大批量低成本的产品销量下滑，利润减少；第三，全球经济不景气，外贸倒向型的道路不通。
　　而且，中国经济过去十年的发展对民营企业是有伤害的，民营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并没有增强多少。
　　从2008年开始，中国制造的能力要回归国内市场。
　　2008年以后，民营企业要明白自己的处境，TCL等在国外的尝试基本可以说明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没有太大的机会，如今国际市场萎缩，机会就更小了。
　　民营企业要想过冬，如柳传志所说：要想到最坏的情况，并保证在最坏的情况下企业的现金流不断裂；苦练内功，加强内部控制，精细化生产，裁员瘦身等。（张一君采访整理）
秋风：谁导演了民企原罪？
　　民营企业的大多数原罪，就是层出不穷的不合理的法律、政策所致。所以，这与其说是私人企业家的原罪，不如说是权力的原罪。
　　尽管具体细节有待调查，但可以推测，黄光裕落马的情节，与他之前同样落马的知名民营企业家，不会有多大区别。
　　中国现有经济体制是从计划体制时代遗留下来的，虽然经历了30年变革，其基本框架却并无实质性改变。权力未受到有效约束的政府各个部门，对企业的经济活动享有巨大支配权。政府掌握着最重要的经济资源，政府掌握着市场准入权，政府也制定了大量管制、监管法规，这些法规通常充满陷阱。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商人要从事正常经营活动，可谓陷阱重重。比如，企业要进入某个特别赚钱的领域，是需要政府审批的。企业要上市，同样需要各级政府层层审批。这种审批的任意性极大，企业要过关，最简捷的途径就是贿赂。
　　民营企业的大多数原罪，就是层出不穷的不合理的法律、政策所致。所以，这与其说是私人企业家的原罪，不如说是权力的原罪，企业家的违法行为在很多时候是迫不得已的。最初，他们很可能只是采取违法方式，甚至包括贿赂，目的是躲避不合理的管制，实现正常的市场进入。但他们可能发现，自己可以更进一步利用金钱构造一个权力保护网，获得某种特殊照顾或垄断权，从而谋取超常规利润。这个时候，企业家就从迫不得已的制度受害者，变成有意识的特权分利者。
　　这之后，商人的行为模式可能发生明显的变化。由于已经收买了官员，法律、政策对他来说已经形同虚设。他相信，有权力保护，可以为所欲为，权力即便不保护自己，也可以用金钱摆平一切。他们开始放纵自己。这会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不公平地对待交易伙伴，黄光裕对供货商的条件似乎就是十分苛刻。比如，行为短期化，热衷于投机行为，追求财富的超常规增长，追求企业的超常规扩张。
　　从很多民营企业家身上，我们都能够看到这样大致相同的故事。面对不合理的管制制度，他们被迫收买官员。进而，他们发现了贿赂的收益很大，便主动地在官员身上加大投资，为自己购买某种特权。特权腐蚀了他们的心灵，他们的心态、行为模式都开始发生变化，开始肆无忌惮地违法，并且肆无忌惮地伤害交易伙伴甚至第三方，最终以一种莫名其妙的方式终结这场游戏。
　　这是民营企业家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悲剧。民营企业的发育乃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也是其他领域转型的基础。然而，民营企业的发育始终面临十分不利的制度环境，政府不合理的管制，垄断企业的挤压等。民营企业家的行为扭曲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主流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扭曲的行为是民营企业家在给定的政经环境下唯一合理的选择。
姜汝祥：国美危机考验中国式放权
　　中国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就像中国家庭中父母和孩子的关系，而不是西方式的父母与孩子的关系。
　　“黄光裕被调查事件”传出后，大家立刻把目光放在国美7人决策小组上，有观点认为黄早已培养出一个成熟的管理团队，因此此次事件不会对国美产生太大影响。那么事实是否真会如此？
　　说黄光裕已经培养出一个成熟的管理团队，证据之一就是黄在国美早已“放权”，但我觉得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误解。因为中国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就像中国家庭中父母和孩子的关系，而不是西方式的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在西方式的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中，父母帮助孩子自立，在这过程中，需要互相的训练和配合，甚至需要经历双方斗争博弈。
　　我们再看黄光裕的“放权”，就懂得这只不过是中国式父母与孩子的关系。黄光裕是一个很强势的人，他退出日常管理不过是一种“业务性”的退出，而不是治理结构意义上的退出。这种退出的特点是，要么不管，要管就是一杆子插到底。这种模式下的黄光裕，在公司的真正角色并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黄光裕并没有真正对职业经理人建立起“成人般”的尊重，建立起法人治理结构意义上的“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的合作”，7人决策小组不过是他的执行工具而已。
　　事实上，这种磨砺过程在联想、在万科也发生过，只不过不同的是，王石、柳传志最后选择了真正的机制性的退出。严格意义上讲，我认为国内如果有哪家公司老板出事，而公司一定不会倒，那只有两家，一家是万科，一家是联想。
　　其实我们只要做简单的对比，就会发现国美的职业管理体系的软肋，从性质上讲，国美是一个“超级”大卖场连锁体系，这种体系的职业化标志，是它的自我管理体系的成功或成熟。以沃尔玛为例，它有一整套的利益分享系统，例如，很多年前其店长、员工就实现了持股，它有一套通过早会、晚会、周会、月会等分享市场信息与管理的平台。在一个劳动力密集型的大卖场体系，没有员工与基层的自我管理体系，职业体系从何而来？而这恰恰是黄光裕这一批企业家的软肋，第一他们不相信员工可以自我管理，第二他们也不会让职业经理人这样去“夺他自己的权”。
　　我们这些年来也在一直呼吁，企业家们要对历史负责，对企业的未来负责，要问问自己“如果我只有3天时间，我留给企业什么？”以退为进，从死悟生，这样才能真正懂得，培养职业经理人，培养职业化员工，才是企业走向成熟的标志。（吴晓燕采访整理）

来源：中国经营网